嘛呢堆：今生来世的路标

　　山石是灵魂重要的寄居物。由于神灵的寄居，石头便有了神性。藏人把这样的石堆看成战神的城堡，要在上面插长箭等武器，以及动物的头颅、骨骼和毛发，作为献给神的祭品。
　石头是藏人独有的一种心灵语言。人通过它和山水交谈，将外在的风景化为内在的心境，同时也把冷峻的高原变成了熟悉的、可以让人“诗意地栖居”的家园。 

     石头垒起的高原

    藏区广袤的大地上有太多的石头。甚至可以说，藏区就是一个充满石头的世界。尤其在西藏的中部，满眼皆是灰褐色或灰白色的石山，绵延不绝的砾石滩，以及从石头风化而来的沙土。

　　这片石头的世界并非悄无声息。人们千百年的行走和劳作，改变了高原的面貌，使之由外在于人的地理景观，转变为与人的生活、生命及幻想密切相关的一种存在。在藏人看来，自然景观与其中的山石草木、飞禽走兽等各种事物，并不是与人的精神相对立的无生命的存在，它们会以灵魂（藏语：拉）寄居的方式与人产生联系。某个人，某个家族，甚至某个民族的灵魂，都会与大地上特定的地点或生物密切相连，并以其作为寄居体。

　　山石也是灵魂重要的寄居物。由于神灵的寄居，石头便有了神性。早在考古学所说的石器时代，细石器工具、石砌建筑、石棺葬等，便标明了青藏高原古文化的特征。迈进文明的门槛之后，第一代王者聂赤赞普居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就是一座建在石山顶上的石砌城堡。如今在藏区，以石头为材料的民居、寺院、宫殿、庄园、堡垒以及各种石质的宗教象征物仍比比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在道路两边和山口垒起的石堆。

　　藏人把这样的石堆看成战神的城堡，要在上面插长箭等武器，以及动物的头颅、骨骼和毛发，作为献给神的祭品。这些石砌的物体与同样颜色的石山、石崖、石洞紧紧嵌在一起，既相异，又相像，构成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相衬映的景观。 

    高高耸起的立石被认为是支撑天穹的柱子、固定大地的钉子，因而也被用来代表神灵和家庭的力量——“这里的实质思想仍然是‘高度’、‘升高’或‘竖立’的同一观念，真实高度并不计算在内。与石堆和圣山相联系的神分别叫做‘山顶上的神’、‘地神’、‘男神’或‘战神’，它们同样也占据人的头顶、肩膀、坚强的头盔和屋顶上。”

　　石刻是藏地石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遍布青藏高原的大小石头，因为有了图画的附着，而从灰色的地理环境中凸显出来，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标志。西藏石刻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一个盛夏。当时，吐蕃王朝第32代赞普(王)松赞干布为选择新的王都，来到拉萨河畔。当他下河沐浴时，见水中放出灿烂毫光。光芒投射到一块岩石上，显出六字大明真言：om ma-nipad-me hum。即刻又如彩虹降临，在对面岩石上显出观世音、空行母和马头明王诸佛身像。松赞干布得此吉兆，遂于拉萨河谷建立新城。从此，石刻便成了西藏最常见的艺术表达形式，成为藏人独有的一种心灵语言。 

    刻石经的依柯

　　石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很大，每本石头“经书”要刻二十五天左右，用掉整整一拖拉机的石片。

    当地刻石人依柯说，石头是从不远处拉来的，那是一家农场，现在专门开采石头供刻经的人用，一拖拉机石片要价30元人民币。哪家要刻经书，哪家出钱去买石头，备办齐了，就请依柯这样的艺人来镌刻。

　　发愿刻石的缘由，多因家中有人生病、亡故，或诸事不吉利，需先到寺庙找喇嘛卜算，选定要刻的咒文、经书或佛像种类，买好石料，再请匠师。从事石刻的工匠可谓形形色色，有世代以此为业的，也有临时出家的。依柯是前一类人的代表。

　　“我除开种种庄稼外，全部精力都投在刻石经上面。我们这里，每年因为家事外事不顺，发愿来刻经的人很多。少的时候一年刻五六本经书，多的时候要刻十来本。大概算算，每本经书要刻25天左右，要用掉整整一拖拉机的石片。石头要挑崖子上比较软的、不容易破碎的那些，硬的刻不动。刻完一本经书，能收入450块钱。一年下来，几千块钱还是有的。”

　　另一类刻石人是半道出家的手艺人，并不一定有什么家传，只是因为家境不好，自身有难，或者与佛法结缘，发愿以此为业，以祛灾积德。他们往往独自漂泊，有的则携妻儿老小云游四方，走一路，刻一路，成了专职的朝圣者。在拉萨几个主要的刻经地点，如磨盘山、布达拉宫转经墙、色拉寺、哲蚌寺等处，都能见到这样的人。他们不像依柯，没有固定的收入，也没有固定的住所，只要碰到适合施展技艺，又能找到施主的地方，便安顿下来，在路旁、岩下搭一座帐篷，摆开家什刻上十天半月。

　　在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世界里，他们是给他人带来福运的宗教艺术家。转经的人路过他们身边，总会施舍一点钱。如有人家专门请求刻经，便能得到些微收入。至于吃喝，更是极其简单的事情：随身带着木碗，皮口袋里装着糌粑、酥油、奶渣和风干肉，只要架起三角石，烧一锅开水，打一桶茶，就算把饭吃了。在流浪的生活中，他们每日每时都以刻石积累功德，所以能在艰苦困顿的时候，保持着心头的快乐和平静。 

    今生来世的路标

　　依柯用的工具，真是非常简单，一把榔头、几根錾子足矣。他刻的内容也很单纯：一种是整部经书“唐多”，刻在薄薄的石板或石片上，刻好的石板叫“洞结”。另一种为神佛的造像，还有一种便是人人皆知的“六字真言”。这六字真言是观世音的大明咒，为藏地石刻最常见的题材。

　　据佛经所言，雪域藏地，原来颇多妖孽为害，无量光佛为了利益这里的众生，化身为美妙如意的观音降临，开示大明心咒，救度众生有情。六字真言在身、语、意三密之中为意密的一种，是佛、菩萨所说秘密语，真实而不虚妄，故谓之“真善”。它以咒语发声的力量与宇宙万物沟通，与自我的内心沟通，拥有巨大的威力。而以六字真言为内容的石刻，却把声音的象征转化为图形的象征，将其设置在循环的转经道上。当口诵真言缓缓行走的朝圣者与此石刻相遇，音、画在刹那间相互辉映，会给人极大的震撼。

　　经书是依柯最常刻的。相比之下，刻佛像的机会不算多。但神佛造像是藏区石刻中异常丰富多彩的一类。其中有刻在石块上的，也有刻在崖壁上的。据近年考古学者的统计，仅在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摩崖造像便有30余处，数万多尊，内容包括佛、菩萨、罗汉、护法神、高僧、弟子、法王、动物等。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要数拉萨药王山。此山与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互为犄角，药王山为金刚手的道场，红山则是观世音的道场，它们如同两扇石门，扼住进入拉萨的大道。

　　药王山的南缘有一线陡壁，正适合摩崖雕刻。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迁都，见拉萨河对岸岩石显出六字真言和佛像，于是命尼泊尔工匠凿刻成形，便是药王山摩崖造像的最早记载。从那以后，这座岩石上已经刻了五千多尊神佛，大的高达数层楼房，小的一个巴掌就能盖住。但西藏最大的石刻还不在药王山，而是在拉萨城外一个叫做尼塘的地方。当你乘车离开贡嘎机场前往拉萨，走到半路就会看见赫然矗立在水塘边的“尼塘大佛”。这是刻在山崖上的一尊高浮雕，身穿赤红袈裟，泰然端坐，通高近十米。此佛像造型粗犷朴拙，反能显示其雍容大度。这种以简朴手法表现佛祖心性的匠意，可以说是相当高明的。

　　无论嘛呢堆、石经墙还是摩崖造像，都是作为一种“路标”或“地标”而存在，被安置于旅行和转经的山口、路口和拐弯处。从实用的意义来讲，它们可以为旅人指示前进的方向，标明行走的路线。这在人烟稀少、地域辽阔的高原，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几条主要的交通干线以外，广袤的藏区缺少真正的道路。藏人自古并不使用牛车和马车，也很少修筑道路，长途跋涉就靠两条腿，或以骑马代步。所以，凡是走到看不见路的地带，就会出现一簇簇的石堆，一个接一个，向山顶，或向天际线伸展而去。它们是行路者经年累月，一人一块石子堆起来的。

　　然而，石头的地标在实用之外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那些标志着地貌转折的山脊、垭口，只有同人的行迹相互交叉的时刻，才会引发有关文化的想象，并转化为宗教和艺术的象征。我在拉萨居住的一年里，曾多次追随远方来的朝圣者绕城转经。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拉萨，却知道应当在何处走上柏油马路，在何处拐进狭窄的小巷，沿着千百年未曾改变的朝圣小道，绕行拉萨的各处圣迹。

　　他们依据的路标，便是沿途的嘛呢堆、药王山摩崖造像、布达拉宫石经墙和哲蚌、色拉、大昭、小昭等各大寺院外围的岩石雕刻。散布在全藏区的宗教石刻，虽然只是偌大天地之中微小的质点，却处处标志着人的精神行迹，以点代面地占据了广大的自然空间，从地理环境中凸显出人与其他生命相互联系的本质。通过石头的语言，人能够和周围的山水交谈，与它们认同，从而将外在的风景化为内在的心境，把野生的世界转化为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把一个陌生而冷漠的高原，变成了熟悉的、可以让人“诗意地栖居”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