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古城面临亮“黄牌”之忧

十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假若再过一个十年，反观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不知是一场复兴还是一场毁灭？

丽江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它的幸运，但它同时也面临着选择，是抛弃它的日常生活传统，抛弃它作为一个活着的古老城市的那些使它具有活力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死掉的遗产，一个古代城市的标本？还是认真思想，这个城市曾经有过，今天依然在延续的传统，是否真的对于现代世界只是一种过时的老掉牙的东西？”（于坚《幸存之城-大研镇记》）

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大军南征云南，革囊渡江取道丽江，纳西首领阿琮阿良赴江口迎接，并帮助元世祖攻陷大理。面对强大的入侵，纳西先祖凭借弱小民族的生存智慧求和，使自己的人民与文化免于屠戮。自此，“丽江”有名；自此，大研古镇平地而起，四方街敞开道路接纳八方客商。

800年光阴荏苒，中原地区王朝更迭，战乱频仍，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丽江古城及其承载的文化在经历地震、大火及革命后仍得以幸存，10年前，1997年12月4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和小资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他们甚至宣告：“丽江已死。”

去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在全世界面前，又一次站上了历史的关口。

当纳西古乐邂逅周杰伦

“我们纳西古乐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改变。”2008年1月14日，大研纳西古乐会会长宣科对坐在台下的联合国官员说。

这位绝顶聪明的丽江文化名人事先知道，台下的贵宾这次来丽江不是专程来听他的古乐的，他们执行的是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决定：实地考查丽江古城并提交报告。这个报告对于丽江是否会被列入世界遗产“濒危目录”（即亮“黄牌”）至关重要。

那次大会上，联合国对丽江古城的商业化和原住民的迁出表示担忧，提出三条建议：制定古城及其周边总体规划，以保护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完整性；制定恰当的土地使用规章制度和针对拟建的开发项目影响的评估程序；继续为本地民房所有人提供支持，使其能够根据传统建筑方式对其民房进行维护。

联合国官员到来之前，古城街道上的青石板被冲洗得光可鉴人，沿街的部分商铺关门大吉，而仍开门营业的店员被要求必须穿上纳西民族服装。很多纳西老人，有组织有秩序地来到四方街，跳起了传统舞蹈。

一曲古乐演奏完毕，宣科先生戴着眼镜、穿着长衫站在聚光灯下感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喜欢纳西古乐了，他们将一个在舞台上跳来蹦去的人视为偶像，“这个人的名字叫周杰伦”。

1月11日，一场汇集了周杰伦、蔡依林等当红歌手的“音乐盛宴”在省城昆明举行。“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周董当晚一边挥舞双截棍，一边引吭高歌令体育场内的3万“粉丝”兴奋不已。

“还好周杰伦没有来丽江。”宣科话还未落音，台下的百名观众笑成了一片。

然而，这位78岁的老人家对自己的乐队还是有充分的自信，每当丽江有重要人物或贵宾到来，必然会被领进他的会场，聆听这些在中原早已消失而被纳西民间保存至今的洞经音乐。

宣科的自信还来自于，他经过30年的奋斗，带着一支由农民、教师、裁缝、和尚、马锅头、建筑工、鞋匠等非专业人士组成的“三老”乐队（乐师老、乐器老、乐曲老），去过大不列颠、法兰西、西班牙、日本，为国王、领袖、大学教授演奏，把一种濒临死亡的音乐及浸透其间的民族文化呈现给世界。

古乐过去只是纳西族在田野间农舍前的自娱自乐，现在成为每晚上一个半小时班就可月入1500元的行当，很多老人排着队想进大研纳西古乐会，因为还有出国演出、被重要人物接见的可能。

与此同时，丽江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圣地，游客与旅游收入爆炸式地增长。2006年丽江旅游人数是400万，旅游总收入46.29亿元，去年达到了540万，实现旅游总收入57亿元，而1995年这两个数字仅为84.5万和3.26亿元。

古城的灵魂正在离开

1930年，宣科生于丽江古城区，作为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有一个德国保姆和一个德国家庭教师，他上过教会学校，所以说自己的英语“了不得的好”。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丽江被田野所包围，冰雪的融水潜流其中，玉龙雪山在蓝天下崛起，绿油油的冬小麦在风中泛起道道麦浪，一直连绵至雪山脚下。童年宣科眼中的故乡，也是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心中的“香格里拉”，还是俄国人顾彼得笔下的“被遗忘的王国”。

那时古城里禅院、喇嘛寺、道观、孔庙、基督教堂并存，四方街上出没的不仅有纳西族农民，还有藏族马帮，白族工匠以及汉族商人，儒、释、道、巫等多种文化在城里碰撞交融，而居民的生老病死、祭祀祈福都在其中。

现在走出古城看到的是宽阔的马路，汽车飞驰而过留下油烟和尘土，连片建好的和在建的楼房与别墅，而这些建筑千篇一律都是由钢筋水泥构造，从大洋彼岸复制到中国沿海，又从东部复制到西部，同古城中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井天”格格不入。

学者专家最担忧的是，古城的灵魂正在离开躯体。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顾彼得，这个多愁善感的俄国贵族，60年前为躲避革命逃至中国，最后来到丽江，被玉龙雪山和“可爱的土著”所倾倒，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他竭尽所能地赞美古城，因为这里没有旅游、广播、电影、俱乐部等“一切遮蔽时间的可怕手段”；他赞美纳西古乐，认为“它是众神之乐，是一个安详、永久和平与和谐的国度的音乐”，有人不能领会觉得古乐单调，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情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平静和安宁”。

古城的酒吧街，如今每晚都充斥着顾彼得说的“一时胜利的欢呼声，失败的惨叫声，垂死的呼叫声以及狂欢节那种不协调的尖锐刺耳的叫喊声。”男男女女在强烈的节奏中扭动身躯，酒吧服务员则不知疲倦地拉歌领舞，他们身着少数民族的服装，但唱的是流行歌曲。

“我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刚刚要睡着，又被吵醒了。这些狗男女。”宣科说，他最终无法忍受夜晚的喧嚣，搬离古城住进了自己在城郊占地86亩的庄园中，联合国的报告中还提到了他的迁出。

宣科位于古城的家，现在是一间客栈。

幸存的世界遗产和新的沦陷

顾彼得抵达丽江之前，洛克博士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文章和图片，就让丽江及其周边进入了西方的视野。

1949年，让顾彼得始料不及的是，源于俄国的革命很快燃烧到了中国，虽然“离开丽江的念头或许永远是不可忍受的”，但他和他的朋友洛克博士还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丽江。

那一年，宣科参加了革命纵队，成为“红小鬼”，解放后他当上了昆明文工团的乐团指挥。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宣科锒铛入狱，此后的21年间都在个旧锡矿劳动改造。

这段时期，丽江很多寺庙被拆除，和尚被勒令还俗结婚，在古城之外，人们挥舞着红本本在毛主席的塑像前喊口号。现在情况又有新的变化，这个塑像被抽掉了底座移到一旁，因为其后面建起了一家名叫“香港会”的酒店，它正好挡住了酒店大门。

“文革”中，喜爱古乐的老人们不再凑一块儿演奏，将乐谱藏烧掉，他们心痒时只能偷偷摆弄乐器，不敢让红卫兵听到，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把一些曲目坚守下来。

纳西族文化的核心东巴文化，这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东巴们停止了一切宗教活动，用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经典被大批焚毁，幸存下来的古籍在2003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而丽江可能是全球惟一同时具有三项世界遗产的地方。

在那场“砸碎旧世界”的运动中，和力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同学们没收了一大箩筐东巴经准备销毁，他觉得上面的图案很漂亮，偷偷留下了两本。高考恢复后，他进入了大学学习中文，纳西学者和志武的讲座让和力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民族，认识到东巴文化巨大价值，他下定决心为传承东巴文化奋斗一生。和力民现在是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独树一帜的是，他本人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东巴。“我当初应该多藏几本。”谈起那个疯狂年代的无知，和力民感到心痛。

1982年，和力民放弃留校和从政、毅然要求回到故乡抢救东巴文化时，宣科已被甄别回家，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劳改犯生活让他的两根肋骨陈旧性骨折，但并未使这个热衷插科打诨的人心灵受挫，相反他更具幽默感。宣科和一帮老人开始恢复重建大研古乐会。

那时古城的游客多是外国人，他们逃离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来到遥远如神话般的异域，追寻洛克的足迹，复活人心深处关于乡土、关于大地的记忆。

20年后的中国文化小资们具备了足够的实力时，故乡早已被钢筋水泥和工业污染攻陷。然而，这个时候背着背包来到大研镇，会发现这儿的乡野也在消失，古城已经沦为现代都市中的孤岛，充斥其中的是喜爱购物的团队。于是，他们沿着公路向北，向北，再向北，走进喜马拉雅山脉，走进大地的更深处。

藏族青年尼雅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在省城学习生活了多年，当昆明的老街和梧桐树消失殆尽时，他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在四方街附近开了个画廊卖自己的油画，并在画廊后面的小屋则以不菲的价格卖点烧烤。

尼雅和他的朋友们对丽江急速地繁荣感到厌恶，将小屋的窗户用砖头堵死，每晚弹琴唱歌制造欢乐。提起已通车的青藏铁路和临近完工的大丽铁路，尼雅无奈地说：“你看，我们已经无处可逃。”说毕，他指了指头顶的天窗。

申遗成功与“文化自觉”概念提出

古乐会售票公演之初，宣科流利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他在古城的街道上，或者到宾馆酒店里去找老外，向他们推荐，拉他们来听古乐。”79岁的老乐师王正武说。

那时的丽江人，并不觉得自己的家乡很美，恰恰相反，大部分人认为，旅游应该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即使在省城昆明，知道丽江及纳西族的人也不在多数。“是申遗和旅游业的启动让我们发现了自己。”古城管理局副局长和建芳说。

和建芳还记得，当时古城里有人挣了钱建了洋房，大家都很羡慕，“但现在看来绝对是败笔”。当年，一条水泥大街已经推平了一些老房子，修到了四方街的附近。1986年7月，云南工学院建工系教授朱良文给时任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同志写了一封题为“紧急呼吁”的信，说新街像一把尖刀已经插入古城的心脏。

和志强立即批示，保留古城不仅是为了研究颇具特色的纳西族民居建筑的需要，也是为了适应开放和旅游所必须，要求丽江地方官员认真研究，务必做到保留古城。一位强有力的纳西族省长，让古城躲过了一劫。

今天威胁古城传统民居的，不是政府的文件，而是外来商户为了扩大经营面积的随意改建。酒吧街的很多酒吧，仅在外观上保持了一个空壳，内部构造早已面部全非，除了木头柱子，看不出任何纳西民居的风格。

2006年，丽江政府批准实施了由朱良文主编的《丽江古城传统民居保护维修手册》，将古城建筑的样式风格制度化，规定维修必须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2006年1月1日，《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开始实施，将古城的保护提到省级层面进行规范。

1994年10月的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被称为“丽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闭幕式在丽江举行，和志强省长宣布了省政府作出的12项重大决定，其中就包括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玉龙雪山还在那儿，但我们的意识变了。”和建芳说。

回首过去，很多丽江人认为1996年2月的那场7级大地震对丽江的意义不亚于申遗成功。大地的颤抖让世人记住了这个边陲小城的名字，“让纳西民族觉醒，开始自觉地保护古城和自己的文化。”和力民说。

和建芳在赈灾中上任大研镇镇长，按照丽江行署的指示，对古城部分民居和古建筑进行了恢复性建设。而宣科和他的古乐会也在这次灾难后名声大震。1997年2月，乐团受末代总督彭定康之邀赴港参加国际艺术节，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眼光。

香港回归后，1997年底，丽江申遗成功，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城市比肩，作为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成果之一得到举世承认。

然而，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几乎不为人知的事情。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北京大学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费孝通指出，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文化自觉”。文化没有了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丽江此后十年的发展似乎印证了费孝通的话。“机械文明”和“信息文明”在西方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中国却重叠在一起。辽阔疆土上发生的变化之迅速，以至于人们还未来得及分辨传统中的精髓和糟粕，许多种子及其土壤就已经不复存在。

“羊毛出在票身上”

宣科功成名就。他的书房中挂着任继愈和金庸的题词，还有他与张艺谋等名人的合影，他现在的头衔之多，一张名片无论如何也无法容下。

前些年，纳西古乐不乏虔诚的听众。老乐师们还记得台下烛光闪亮的情形，据说有听众跪着听完演奏，还有的情不自禁泪流满面。“现在那样的听众已经见不到了。”宣科的弟子杨金兰说，来听古乐的人整体素质不如从前。

有人甚至将宣科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人”，认为他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流行于地方政府的口号，通过实践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而，当各种冠以“文化”之名的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当初不遗余力推动其发展的宣科们又开始担忧。如今丽江随处可见以“东巴”打头的行当：东巴银器、东巴烤鱼、东巴T恤、东巴香烟、东巴裹裙……林林总总，其实很多商贩们根本不知东巴为何物，将纳西文化和东巴教混为一谈。

束河古镇有几家卖普洱茶的小店生意不好，当地人开玩笑建议老板将招牌改为“东巴普洱茶”。“这是文化的畸形变异。”和力民说。

宣科的财富与成功启发了很多人，效仿者将台子搭在了古乐会对门，唱起对台戏。同时，很多游客到古乐会是冲着这名杰出的“脱口秀”主持人去的，宣科出场时站票都有人买，而他离开丽江的时候，门票收入甚至会少一半。

据说，宣科本人开始排斥通过导游带团来增加听众，但激烈的竞争让他不得不接受这一通行的方式，节目单也较从前作出了一些调整，除古乐外还增加了一些民间小调。老乐师还在台上吟咏《爱莲说》，主持人说之所以选择这篇古文是受到了“八荣八耻”感召。

“羊毛出在票身上。”这是目前宣科最爱说的口头禅。

更大的对文化及土地的开发来自房地产商。著名的地产策划人王志刚登上丽江的文笔峰后，提笔点下“风、花、雪、月、湖、光、山、色”八个字，之后不久一个高尔夫球场及连排别墅将文笔海围住。此前，位于玉龙雪山风景区内的“雪山高尔夫”曾受到环保人士的诟病，被指其在球场草坪上施农药污染了环境。

2006年4月，媒体刊登了宣科炮轰张艺谋的消息。报道称，宣科“坚决反对张艺谋在丽江搞什么《印象丽江》！如果搞了《印象丽江》，破坏了古城丽江的天然景色，张艺谋将成为丽江老百姓的千古罪人！”

“印象丽江，应该是丽江印象才对嘛！这个名字首先不符合汉语语法。”宣科笑着说，后来张导飞到丽江与他沟通，解释说没有污染，“现场一个烟头都找不到”，“我说你弄几百人在那里又唱又跳，这是噪声污染吧？”

宣科的反对并未奏效，是年7月23日，《印象丽江》在海拔3100米处正式公演。

“过度商业化”与古城保护之争

穿过千家万户门前屋后的流水是古城的灵性所在。老人们回忆，当年水中鱼多，可以在家先将水烧开，再去捞鱼下锅。开发旅游前，水流不像现在仅仅是种景观，而是维系着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家家户户自觉分时段用水，早上的取饮用水，饭前饭后洗菜，晚上才洗衣服，而谁家都不会将碎碗丢进水里。

外来商户增多后，很多人开始往水里乱扔乱倒。2003年“非典”期间，所有店铺停业一个月，政府利用这一契机实施“三线入地”，铺设了排污网管，如今古城里看不到电线杆，但是在水流离开古城的地方，各种垃圾沉在水底，那里游客罕至。

在联合国作出提醒之前，丽江就遭到了很多批评。“爱之深，责之切。这是可以理解的。”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纳西学者杨福泉认为，但不能不顾古城的历史，片面指责丽江“过于商业化”。

在汉语中，“城”的本义为“城墙”，但大研镇是没有城墙的，作为城市其更偏重于“市”的意义。“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和建芳说。她还提供了一个数据，在古城经商必须有管理局颁发的《准营证》，现在古城共有6200多户居民，但开出的《准营证》只有1600多户，而抗日战争时期外地人来古城经商的有2000多户。

“总不能让纳西人仍穿着皮毛，系着草绳吧？”玉水寨老板和长红说。他正致力于将旅游开发与东巴文化传承结合起来，他请和力民做顾问，把自己的景区打造成“东巴圣地”。但是，学者与商人看问题所处的角度不同。“我们常常争论。”和力民说。

大研镇的居民有200多个姓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融合的古城。和建芳认为，纳西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历史上将进入丽江的其他民族都融入其中，所以她有信心在将来“不是别人同化我们，而是我们同化别人”。

这种自信心在纳西族官员中并不少见，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

“这是很危险的，而且是盲目的。”杨福泉指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旧时代由于交通不便，外来人进入丽江后很可能就定居下来，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很多人可能赚够了钱便离开，把问题留给原住民，而且现实是，太多东西需要抢救，还处于濒危状态。

丽江官方早已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10年间累计投入10多亿元资金用于保护古城。去年12月21日，召开了古城保护管理万人大会。会上，市委书记和自兴号召“新一代丽江人”，不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投资、经营和从业者，全民动员保护古城，“使丽江的民族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绽放出更加奇丽的色彩”。

那次大会还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免费开放黑龙潭公园，为古城减负。

古城管理局不允许玉石、现代服装、桑拿按摩等行业进入，并规定每个铺面只能挂一个招牌。电影《千里走单骑》拍摄过后，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古城的商家中蔚然成风。在联合国来视察前，这些灯笼已经被强行撤下。

“小巴黎”酒吧的老板薛瑞清称那次会议“令人振奋”，她认为古城内的外来商人要学习本地文化，提高服务的品质。

和建芳说，古城未来的理想状态是，城里商家能够提供“五星级”品质的服务，获取“五星级”的报酬，接待的游客比原来少了，但赚的钱相反更多。

“小巴黎”在酒吧街算是老店，薛瑞清说自己一直坚持走“静吧”的路子，不像很多邻居搞迪高，她和自己的法国先生很注意保护房子的结构，没有将其打通，也不会打着“艳遇”的招牌来吸引游客，而“艳遇”被和长红称做“丽江新文化的代表”。

然而，她的酒吧在夜晚远远不如其他酒吧热闹。

像玉龙雪山的雪，一年比一年少

丽江古城不同于其他文化遗产，它是“活的”，而且四通八达，仅仅保护建筑相对容易，但同时要保护其中的民俗文化就难得多。

虽然政府出台了包括给予生活补助、免费修缮房屋等等政策鼓励原住民留在古城，但都难以比拟出租房屋获得的丰厚回报。他们不断迁出古城，正像玉龙雪山上的雪，一年比一年少。

费孝通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文化回归”。他说，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但费孝通承认，这是个艰巨的过程。

“你不能指望我们这个小地方、小百姓一下子解决世界性的难题啊！你说是不是太难为我们了？”和自兴曾对媒体说过。

“如果丽江在发展的同时成功保护了自己的文化，并融入新的因素，那么可以给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一个范例。”杨福泉说，但前提是，必须将这提高到国家的层面来考虑，对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丽江的事，全世界都看着中国。

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丽江近年还提出“水能富市”，目前金沙江中游河段的“一库八级”水利水电工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让联合国对丽江境内的另一世界遗产“三江并流”感到忧虑。

去年11月，宣科突发脑淤血。“差一点就过去了。”他指指后脑勺笑了笑。丽江市的官员很紧张，从省里和北京请来专家，终于把他抢救了回来，此前，中宣部副部长欧阳坚曾在北京对他们说：“宣科先生是丽江的财富，要加紧对他的保护……”

古乐会的老人们“如同老树的叶子掉一片少一片”，虽然有年轻人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乐团，但他们没读过私塾，而且喜欢简谱而不是工尺谱。“韵味不在了，不能像老人们那样能将古诗词的韵味传到指尖。”

1月17日，联合国考察组离开了丽江，宣科到省城参加政协会议。古城里卖裙子的小姑娘脱下了纳西服装，酒吧里又响起了强劲的迪士高音乐。

老乐师们像往常一样正襟危坐于台上，83岁的和志强敲响十面云锣，用沧桑的声音喊“浪―――淘―――沙”，6名纳西女歌手唱道：“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离古乐会不远的另一条街上，身着民族服装的酒吧女店员们正在扯直嗓门拉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本文文字作者：南方都市报记者 卢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