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印经院“木与纸的朝圣”

　　藏地有三座古老的印经院：德格印经院、拉萨印经院和日喀则印经院。日喀则印经院“文革”期间被毁，在剩下的两座印经院中，以德格印经院的规模更大，收藏也更丰富。

　　这座名叫“德格吉祥聚慧院”的四合院落，已有270多年的寿命。德格固然算藏区的边缘，可不同部落和教派的交织并存，反而提供了文化昌盛的另一种条件。

　　德格印经院的院长雄嘎三十来岁，形象如同他名字的汉文意思，高大威武，是典型的康巴汉子模样。他因祖传而懂藏医，又学过画“唐卡”，举止谈吐温文尔雅，有僧侣的风度，或许和他常年在如同寺院一般的印经院工作有关。

　　进印经院之前，雄嘎先带各地来的朝圣者绕院墙转经三圈。墙基上摆着一排排石刻的经咒和佛像，它们不仅代表着藏族信仰的渊源，也代表着西藏刻印艺术的前史。西藏镌刻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朔到公元七世纪。

　　传说吐蕃王朝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为选择建新都的地点，来到拉萨河谷。当他下河沐浴时，见水中放出灿烂毫光。光芒投射到一块岩石上，如彩虹降临，在对面岩石上显出观世音、空行母、马头明王诸佛身像和六字大明真言。松赞干布得此吉兆，遂请尼泊尔工匠将自然天成的佛像在石头上镌刻出来，然后在拉萨河谷建立新城。从此，石刻便成了西藏最常见的艺术表达形式。此后，镌刻的技术被转移到木板之类的材料上，发展出刻板印制的风马旗“隆达”和印刷的经书。

　　无论是谁，一走进印经院的大门，都会被一种古老的历史气氛所打动。正像藏族作家唯色用的那个词：绛红色的。这座集寺院与民居风格于一体的建筑，从粘土墙壁、木楼梯到木头门扇，到印刷用的朱砂，再到小院木槽里洗版子的水，都在绛红色的浓淡里变化，那是历史传给藏族文化的颜色。

　　这座名叫“德格吉祥聚慧院”的四合院落，已有270多年的寿命。清朝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第十二世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着手创建印经院，那时正是这个家族的统治达到鼎盛之际，其领地扩张至今四川、青海、西藏交界的藏区，面积约四万五千多平方公里。对后世来说，德格土司的荣耀不在其武功，而在其文治。较之于西藏，这里固然算藏区的边缘，可不同部落和教派的交织并存，反而提供了文化昌盛的另一种条件。雄嘎就反复强调：其他印经院的经版都以黄教（格鲁派）的经文为主，惟有德格兼收各家各派和不同地区的作品。历史上德格土司一向奉行兼蓄并存的文化政策，大力扶持各教派，使德格成为名寺高僧的汇聚之地。

　　到民国时期，有宁玛（红教）、萨迦（花教）、噶举（白教）、格鲁（黄教）、苯教等派别的寺院两百余座，僧尼三万多人，其中的五座是德格土司的家庙。这样的局面大大推动了德格的宗教和艺术的发展。这座印经院，就是德格藏族文化的结晶。它的建立和扩展经历了四代土司，延续了27年时间。其主体部分于1744年奠基施工，曾以免差的方式征集了约四百名工匠，历时三年零四个月完工。次年为了彩画和雕塑，又调集130多名工匠工作一年，至1750年举行开光仪式。

    1950年以后，印经院一度改为藏医院。直至“文革”期间，经版被锁起来，全靠一些老工匠仔细照料，大部分经版没遭损坏，才得以形成今天的规模。1996年，德格印经院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专门的文物管理所，有七八个专职的人员负责研究和保管工作。

    站在四楼的栏杆边往下看，景象蔚为壮观：下面整个楼层的中间都被印刷作坊占据，六十多位年轻人每三人一组，以快速的动作持续不断地上墨印经。

　　经过大殿前的院落，雄嘎按照转经的习惯，踏上左手的楼梯，上了二楼。这一层的前部是印刷作坊，后面和左右两厢则为经版库。像这样的经版库，占据了主殿二、三、四层的六、七个大小房间，为整个建筑面积的一半。经版库里光线暗淡，隐约看见靠墙一圈都是一层一层的木架子，上边插满带手柄的经版。这些经版库依照门类，分作丹珠尔经、甘珠尔经、大宝佛藏经、般若八千颂、名人经典、萨迦经书、版画、小经版等版库，总共近28万块经版，其中228814块是收藏的旧版，1178块是从民间收集的，43599块是陆续补刻的。制作经版的材料是当地常见的红桦木，在秋天砍伐，经熏烤干燥，放在畜粪里沤制，半年后再经水煮、烘干、刨光成型，才能刻版。

　　刻好的版子要放进酥油里煮熬，才经久耐用。如此密集收藏的版子，防火是第一要务。在甘珠尔经版库的走道尽头，挂着一张绿度母像。雄嘎说，当初挂这幅像的时候，没画绿度母的眼睛，那是自己显现出来的。按规矩女人不能进到这个库里，有天晚上却听见有女人叫“失火啦！”人们赶来，并无女人的影子，才知道是绿度母喊大家来救火，因为她是经版库的保护神。

　　在这些经版库中，四楼的画版库最使人着迷。这个不大的房间共收藏了三千多块画版，大部分年代都超过百年，最老的更达四五百年，比印经院的历史还要长。这些版子可以印制画唐卡的底本，民俗活动中使用的风马旗、辟邪符咒、吉祥图案，佛教仪式用的坛城图像等。在这里印版画的两个组都是老艺人，德格印刷的版画在哪里都受欢迎，一拿到外面就立刻被抢光。

　　印经院文物管理所的老所长德毛说，本院佛像和经书的购买者主要是藏区的寺院，也有普通百姓。其中销售最多的是大藏经，每个寺院都要收藏。老百姓家里有小经堂，也要摆一套供奉在佛龛里。可近年生意一年不如一年，1980年代一年能卖两百多万元（人民币，下同）的经书，2000年只卖了四十多万。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一是每套经书能用很久，刚开始大家都缺，所以好卖。再就是如今胶印、水印，甚至复印的经书到处都是，还很便宜。本院一套甘珠尔卖5900多元，外面的只卖1300元左右。他感叹说：“机械的太便宜，手工的太贵，有钱的，讲迷信的就买这里的，没钱的就买便宜的了。”不过他相信，以后人们发达了以后，还会认为手工的经书好，肯定会来买的。

　　站在四楼的栏杆边往下看，下面整个楼层的中间都被印刷作坊占据，年轻人每三人一组，分作十组，以快速的动作持续不断地上墨印经。仔细看，就发现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其中一人（巴孜）到经版库取经版，另外两人则相互配合印刷。他们中间放置着一块经版架以搁置经版，身边摆着白纸架、经纸架、墨盘和印过的经版。只见坐在高凳上的人在经版上拓墨、搁纸、定位，坐矮凳的人先递纸，再双手持布卷滚筒“巴芝”迅速从上到下滚过纸面，如此循环操作。雄嘎让我看他们前仰后合的动态，说“头要甩起来才标准”。每组印工一次（每块版）印十张，一天要完成2500张的任务。每张纸要双面印经，所以有5000页的工作量。

    印刷的经文有黑色和红色之分，便问雄嘎是怎么回事，他解释道：藏文经书分墨汁版和朱砂版两种类型，因印刷的颜色不同而异，像《甘珠尔》、《般若波罗密多经八千颂》就要用朱砂印刷。传统的藏墨是用杜鹃树皮燃烧以后的烟灰制作，以水和牛胶调制；朱砂则来自西藏、印度和内地。朱砂版的经书比较珍贵，价钱也比墨版的高许多。

　　查氏对藏纸赞誉有加，说它坚韧洁白，吃墨好，不易污染，可题词绘画，也可糊窗作帐，品质可与高丽的枸皮纸比美，也不输给西洋的纸张。过去用藏纸，后来改成80克书写纸，从四川雅安进货。可是老百姓不喜欢光亮的机器纸，不仅字画不好印，而且伤眼睛。所以从去年便改为订购雅安的竹浆纸，不加稻草，否则入水一泡就不行了。2000年印经院得到美国一家基金会的赞助，恢复造藏纸的实验。

    在印经院对面的小屋，雄嘎指着一群围坐在一起的人说：“做纸就在这里。”这些人都是妇女，其中有两个以前在德格土司家做过纸的老人当老师，带着四个年轻姑娘在拣皮料。这种植物叫“狼毒”，康巴藏语称为“阿交如交”，属瑞香科，生长于高海拔的山坡和牛场。

　　许多摄影者喜欢拍摄草场上红色的植物，其实那就是狼毒，是一种毒草，接触多了皮肤会过敏。先把狼毒的根刨出，里边的黄心心不能用，用中间白的一层，撕下来刮成细条，晒干，放水中煮一到两个小时，捞起来，把料子放到石臼里用木槌打成浆状，再搁到酥油茶桶里捣作纸浆。然后把捞纸框（木框绷纱布做成）摆在水面上，倒纸浆进去，然后慢慢晃动框架，让浆液变得均匀平整，再轻轻提起框架，等水滴完，拿到院子里靠墙斜放，自然晾干。最后把纸从纸框揭下，用石头砑光纸面，就可以使用了。但每天只能造五张纸，用来印了一点版画和经文。

　　前些年在西藏调查的时候，桑耶寺的僧人就让我看他们读的经书，这些书都是藏纸印的。可在这座寺院于公元八世纪创建之时，大量佛经还要许多人手抄。那时的藏文手卷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部分，也就是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在西域发现后带去西方的吐蕃文书。经研究，这批文书的材料为瑞香科植物的纤维，应当是西藏所造。曾有学者根据唐代文献断定，藏族的造纸法是随着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一些造纸工匠而发展起来的。

　　但中国内地传统上用的是一张帘子反复入水池捞纸的“抄纸法”，而西藏则用的是把纸倒进纸框，然后连框一齐搁在露天自然干燥的“浇纸法”，并且两种方法的原料也不一样。所以有人认为，西藏的造纸应属于以印度佛教文化所影响的印巴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造纸体系，而与汉族地区发明的造纸方式有很大的差异。用浇纸法造的纸，质地厚实，不适合柔软的毛笔，却适合藏族、纳西族的硬笔书写，而且能防虫蛀。清代人查礼在《藏纸诗》中如此赞道：

　　孰意黄教方， 特出新奇样。
　　臼捣柘皮浆， 帘漾金精让。
　　取材径丈长， 约宽二尺放。
　　质坚宛茧炼， 色白施浏亮。
　　涩喜受于麋， 明勿染尘障。
　　题句意固适， 作画兴当畅。
　　裁之可弥窗， 缀之堪为帐。
　　何异高丽楮， 样笺亦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