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传奇-拉萨

　　从格尔木出发,跨越唐古拉,进入西藏,我们的目的地之一,当然是拉萨。
　　
　　拉萨。几曲河(拉萨河)南岸。82年前,“衣服褴褛”的法国人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上了渡船。这位56岁的老妇人,被再一次制止“我那种哼一首庆祝胜利的得意洋洋的歌曲之愿望,即使以一种低声的喃喃自语也罢”。从云南出发,8个月的西藏探险,她的目的地,当然也是拉萨。不远的拉萨,在大卫-妮尔离开渡船之际,显示了这样的“神迹”:“突然间,晴朗的天空被搅得天昏地暗,一股强烈的风暴骤起,尘土飞扬。我在撒哈拉大沙漠曾见过西蒙暴风(干热风)。这股可怕的‘干燥飓风’使我产生了又返回到大沙漠中的一种强烈印象。在风暴中,有些模糊不清的影子与我们相遇,那些把头脚快要弯在一起的人,以袍子的长袖或下襟掩饰其面庞……”三次被拒绝,没有拿到进入西藏腹地旅行批文的大卫-妮尔,最终化妆成女朝圣者,或者说,一名乞丐,她在到达拉萨之际曾得意地说,“没有任何人怀疑有史以来有一名西洋女子能出神入化地欣赏禁城”。

　　晚年的邢肃芝(洛桑珍珠)在回忆自己从西康德格走了71天,到达拉萨的时刻(1937年),以一位佛教徒的平静说道,“到达的第二天,到拉萨河痛痛快快洗了个澡”。
　　
　　大卫-妮尔到达的那个年代,“拉萨最独特的现象之一,就是大街小巷以及一切露天地上,到处充斥着成群结队的显然是无主的流浪狗”。英国探险家亨利·海登与西泽·考森在他们的日志里记录,“也许是常见的为了一根骨头而引起的吵闹;也许是什么也不为,只是出于对黑夜的一种莫名的惶恐,一只狗叫了起来,立刻便会引起全城几百只狗扯着嗓子狂叫的巨大回应”。
　　
　　或者仅仅因为行程的艰难,那些早期到达拉萨的域外人所体会到的神奇与独特,对于现在的出行者,渐渐只成为想象？在更早一些时候,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克写道:“直到14世纪,当一位方济会的旅行家弗雷尔·奥德里克声称他曾步履艰难地到过那里,西方世界才第一次获得有关西藏的描述……西藏边界的封锁丝毫没有阻止住那些外国人。他们一心一意要抵达那里,有时他们把他们的名誉寄托在抵达西藏,如有可能抵达圣城(拉萨)上面。不久,它就成了不同国家的旅行者之间为获得第一个进入拉萨的荣誉之争。”
　　
　　事实是,大卫-妮尔回到法国后,“法国人如同对待女英雄一般热烈欢迎她”,“当时的法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也成了她的崇拜者”——当大卫·妮尔又草拟一次新的探险计划时,“总统办公厅详细询问了她需要多少款项并做了一份概算表”。80年后再来看大卫-妮尔那本引起轰动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公允地说,西藏与拉萨,只是她个人传奇的背景。同样,对于现在的出行者,大卫-妮尔以及那些为“荣誉之争”的外国探险家,又成了有待超越的背景。
　　
　　真实的西藏,传奇的拉萨,在那些探险家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传奇版本后,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对这块土地给予了确凿的空间(地理)描述:“西藏地域的旧址基本划分是,南部是喜马拉雅山麓弯曲的弧形地带,这一地带自西向东依次由尼泊尔、锡金和不丹所占据,最后与阿萨姆(印度)、上缅甸和云南的交界处接壤。在西部,这一弧形地带一直延伸到克什米尔和巴尔蒂斯坦;再偏北,便蜿蜒到吉尔吉特以及喀喇昆仑山。在北部,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把西藏与新疆分隔开了,而后者除了一些有人栖身的绿洲之外,便是戈壁大碛。最后是东部,西藏与甘肃走廊接壤,那里是从中国中原到新疆的必经之地,它还包括青海湖地区。”按此地形,那时候,从任何方向进入西藏,或许都是艰难的。在1962年出版的这本藏学名著《西藏的文明》里,石泰安描绘西藏:“由于山谷的走向和条条山脉的重叠,同时也是由于纬度和相对海拔高度,所有这一切使西藏地区产生了一系列的小气候和悬殊甚大的地域环境。”
　　
　　布罗代尔历史研究的“长时段”——“内层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最为深远,可历时千年,所呈现的时间最长,漫长得令人完全不易觉察。”即使宗教,美国人J.M.肯尼迪也论证,“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气质与环境的问题”。在如此的空间(地理与环境)里,西藏以及拉萨,石泰安在开始叙述他的“西藏的文明”前提问:“它在时间(历史)方面如何表现呢？”
　　
　　1936年随英国使团抵达拉萨的斯潘塞·查普曼所记忆的拉萨:“布达拉宫给人这样的印象,它不是由人建造的,而是长在那里的,与周围的环境极完美地结为一体。它恰到好处地缺少一棵大树或是一座高山那样的匀称美,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漫不经心的芜杂先是突出了红色的中央,继而突出了宫顶金色的亭阁,于是人们的目光被自然而然由不重要之处引到了它的精粹所在,人们的目光和心灵都被牵去了。”这座城市,这个建筑,“布达拉宫代表了藏族人的精华。它具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尊严,这种尊严与其周围粗犷朴实的大地完美地融为一体;它还独有一种迟钝麻木、一成不变的特质——似乎在说,‘我在这里已有几百年了,我将会永远呆在这里’”。
　　
　　奇怪的是,有着“桀骜不驯尊严”的布达拉宫,在其建造者、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自己编写的回忆录里——这本耗时10年,副题名为“云裳(意即不加任何遮盖使人看到他一生的真实情形)”的书里,却仅仅只留下几句:“1643年,林麦夏仲提出应在拉萨的布达拉山修建一座红色白色相间的规模巨大的城堡,将格鲁派的色拉寺和哲蚌寺连成一线,使格鲁派在拉萨的防御稳固可靠。1645年动工,五年后竣工。”与我们选择格尔木南下的线路相反,1652年3月13日(清顺治九年),按藏历的说法,这一天是大阳与轸宿相合之日,一个吉日,五世达赖喇嘛带着3000人的随从,翻越唐古拉山,一路往北往东,于次年元月15日与顺治皇帝会见于北京南苑……传奇的五世达赖喇嘛与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一样,真实改变了西藏的时间(历史)。
　　
　　西藏与拉萨文明与传奇的起点,研究者与那些举着小旗的导游们选择的时间与事件并无分别:文成公主与尼泊尔赤尊公主成就了大昭寺与小昭寺。更神奇的是,藏僧记录的传说是,佛教在松赞干布的高祖拉脱脱日年赞时传入西藏,故事说一日从天上降下一个宝箧,内盛金塔、经书、咒语等。薰奴贝《青史》说,这可能是印度人带来的东西。不过,中国藏学专家王森对此传说以及松赞干布与佛教关系持谨慎态度,他说:“这些佛教经典法物与两位公主的信佛,对吐蕃王室没有发生真正的影响。”被称为藏传佛教“前弘期”的这一时段,真正有价值的是法国藏学专家戴密微利用敦煌写本(2672号与P.4646号)细梳而成的《吐蕃僧诤记》。汉僧摩摩诃与印度僧侣莲花戒就禅宗问题的大辩论——被戴密微相对清晰地勾画出来。
　　
　　意大利藏学专家图齐的断然结论是:“藏传佛教教理问题,15世纪末才形成其最终面貌。”这一时段,一般研究者根据印度的传统分类法,将藏传佛教分成18个派别。在此期间,创立格鲁派的佛教大师宗喀巴与其他教迥然有别,中国研究者陈庆英称:“这个教派不再像其他教派那样将自己的祖师们归结到印度佛教大师,而是完全以自己力量创立教派。”细溯渊源,属于西藏山南地区的五世达赖喇嘛家族(穷结家族),其祖上曾出资为格鲁派兴建扎什伦布寺。
　　
　　神奇的故事底因——研究者探明的事实是:宗喀巴大师圆寂,格鲁派的领袖人物师徒传承七代后,宗喀巴弟子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创立了活佛转世系统——他也在圆寂后被追认为第一代“达赖喇嘛”,之后第五代,即为阿旺罗桑嘉措。图齐那本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的藏学名著《西藏宗教之旅》,描述当时“介入当地政治生活并主导着其历史,形成了整部吐蕃史,使之在离心力与统一愿望之间徘徊”众多的教派,“五世达赖最后结束了内讧,恢复了统一,从而使整个西藏地区不仅被置于同一俗权之下,而且也被置于达赖喇嘛个人的最高权威之下”。有意思的是,在五世达赖喇嘛时代,另一活佛转世系统——班禅转世亦被建立起来。
　　
　　在西藏空间里的千年时间故事,看起来未必能够被那些彰显自虐与艰辛,并由此获得荣光的探险家们所能发现与传播。而在那些达赖喇嘛们的心灵世界里,正如他们的传记所显示的那样,俗界与俗世,这座城市——拉萨,即使如布达拉宫,并不重要。
　　
　　那些秘密,或者只藏在那些传奇藏人的内心。

原文出自：三联生活周刊